2023年5月11日下午，应金沙js9线路中心、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曲柄睿副教授在103会议室作了题为“《三国志·魏书》的史评与列传编纂”的学术讲座讲座。讲座由吕博教授主持，朱海副教授、毋有江副教授及强基班学生参与了本次活动。

讲座伊始，曲老师谈到在多年前构思博士论文时，倾向于进行“有政治史背景的文献研究”，并最终将出发点落在了熟悉的《三国志》上。《三国志》有明显的“尊曹抑刘，扬马抑曹”倾向，这些“刻板印象”恰是我们探索陈寿书写《三国志》背后动机的阻碍。为了清除这些既有印象对于阅读文本的冲击，曲老师将目光放在了不为人所关注的列传编纂和史评上。

曲老师首先对《三国志·魏书》的目录结构进行了梳理。《三国志·魏书》目录依次为曹魏皇帝、后妃传、曹操的对手、曹魏的开国群雄传、曹姓宗室、曹操的臣子。对比《史记》《汉书》的排序，曲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三国志·魏书》为什么要以魏的纪年为准？二是曹魏宗室为何会位于曹魏诸臣列传之间？对于第一个问题，曲老师认为若以吴或蜀为标准，“曹操的对手”中很多人就会缺席，因为他们和吴蜀二国少有交集。以曹操为开端，以曹魏政权为本纪，采取魏国的纪年方式是陈寿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相较而言，列传排列次序的观念则不那么显而易见。《三国志·魏书》既没有完全按照诸臣加入曹氏集团先后（登用顺序）进行排列，也没有完全以传首人物的时代为时间标准。因而，陈寿必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时间顺序。

随后，曲老师以魏国建立作为时间节点，捕捉《三国志·魏书》列传的编纂秩序。在《汉书》中，“宗王传”起到区分时代断限，提挈一代人物的作用。而《三国志·魏书》中的“宗王传”，区隔的并非不同君主，而是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短促的曹魏政权，君主更迭频繁，大臣历任数朝，陈寿不得不从魏国历史本身寻找其阶段性节点。陈寿将“魏国既建”作为区分汉、魏的重要节点，新政权本身的建立较之政权内部更迭更为重要。因而《三国志·魏书》中记载的历史人物，也被贴上了“汉臣”“由汉入魏之臣”和“魏臣”的标签，按照在魏国建立前后的历史表现和与魏政权的亲疏远近关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此外，《魏书》合传以魏国的官职为准，合传者多为同类官职，并以任官先后为序。

在此基础上，曲老师进而关注《三国志·魏书》的史论。与《史记》《汉书》相比，《三国志·魏书》将“人物品评”与“官职叙赞”等量齐观。史论中既有“躬履清蹈”“贵尚峻丽”等清议用语，又有“肇登三司”“刺史总统诸郡”等从官职出发的总结性评价。这些反差在《史记》《汉书》中并不存在。曲柄睿老师推测《三国志·魏书》史评的来源可能是“举状”。《汉官仪》中记载了博士举状，《山公启事》中又有魏晋“中正之状”的内容。中正举荐做官，“中正之状”描写受举荐者的能力。“举状”和“中正之状”很有可能是陈寿史论的历史材料。陈寿刻意将人物品评和选官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史论表明清议可以选出合适的人才。这种做法恰能与西晋取士“才行合同”的原则呼应。曹操用人不拘一格，而司马氏则看重人物品题声誉。在陈寿生活的三国末期西晋初期，司马氏取魏自代，《三国志·魏书》史论客观上肯定了司马氏的人才选拔制度。

最后，曲老师揭示了《三国志·魏书》史论的另一层内涵。陈寿仿“举状”作史论，是要通过自己的历史编纂，为汉魏、魏晋禅代之际的人物树立起正面的历史形象。在列传编次方面，《三国志·魏书》按照“魏国建立”的时间表排列人物。在史论部分，陈寿只讨论传主才德与官职是否贴合，突出他们作为新王朝管理者的形象，而对传主先后侍奉不同政权的道德问题避而不谈。他评价曹魏所用名士时褒中带贬，隐隐否定重才能而轻品性的用人策略。将“人物品评”与“官职叙赞”等量齐观，实际上是陈寿站在西晋官方的立场上有意为之。借此，禅代之人及其后人在历史中得以找到合理的位置。

吕博教授对曲柄睿老师表示十分感谢，对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吕老师特别强调了曲老师的研究方法，建议大家关注史书结构，并鼓励大家不断对历史材料发问。毋有江副教授将讲座重点的“序列”内容与现实生活相对比，认为曲老师从政治角度看文献，从权力关系着手进行剖析，研究十分到位。他特别提出史书的书写背后是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表达。吕老师进一步补充说，一切史料背后都有人的因素，在后现代史学体系下任何史书都可以被重新解读和发掘。

在互动环节中，曲柄睿老师耐心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就历史评价中的理解共情、博士论文的选题写作、古代社会的知识传播、史书编纂的制度因素以及心态史研究的实践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法建议。曲老师对文本形成语境的把握与环环相扣的分析，让大家对史书编纂结构与史书编纂环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曲老师敏锐的洞察力与广阔的视野，也让同学们通过史书编纂对魏晋时期的政治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