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4日下午3点，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在我院103会议室发表题为《房山云居寺石经所见唐代“佛教社会”——从地方府兵制和巡礼活动两个视角探析》的学术讲演。讲座由刘安志教授主持，相关专业师生到场聆听。

首先，气贺泽保规教授介绍自己如何邂逅中国历史与文化。气贺泽先生在京都大学求学期间，师从川胜义雄教授学习东洋史。毕业后，供职于佛教大学，后调至富山大学。1985年9月-1986年8月，赴中国留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及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交流学习。1986年4月访问我校，拜访唐长孺先生，从此与武大结下不解之缘。气贺泽先生留学中国期间，参观了房山云居寺及其石经，回国后组织了房山石经共同研究班，出版了《中国佛教石经研究》。1995年4月-2014年3月，转入明治大学任教。

接下来，气贺泽保规先生开始报告在房山石经所展现的唐代前期地方府兵制问题。首先是房山石经的概要。房山云居寺建于唐初，收藏有四千余块隋唐石经。隋唐刻经事业始于静琬。气贺泽教授指出静琬刻经不单纯依赖一部分特定权势者，而是广泛寻求当地社会信众的广泛支持。气贺泽教授介绍了7世纪至9世纪后半期刻经事业的主要承担者。通过三件石经碑刻题记，气贺泽教授指出，地方行政机构中处于中上层官吏群体成为静琬死后刻经事业的支持者。而后，气贺泽教授利用《佛说造像形象福报经》题记讨论了社会下层的状况，题记显示，该经的主要支持者为张氏一族，他们通过府兵制和勋官在权力末端取得地位，成为新兴阶层，并通过刻经事业展示弥勒信仰和表现其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云居寺吸收新兴实力阶层，保证刻经事业继续。

随后，经过中场休息，气贺泽保规教授开始从巡礼活动的角度讨论唐代“佛教社会”。气贺泽教授先是介绍《大般若经》的刻经事业。气贺泽教授指出，安史之乱以前，《大般若经》刻经事业的主要支持者是幽州地区的商人，包括许多“行”；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官员和庶民集团成为刻经事业的主要支持者。平民阶层广泛参与刻经事业后，石碑中开始出现巡礼的记录。气贺泽教授认为，830年代至会昌初期，出现了一般民众积极参与云居寺巡礼活动的迹象。气贺泽先生又利用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补充论证了当时五台山地区的巡礼热潮。接下来，气贺泽教授考证了唐代“巡礼”一词的词义动态变化。巡礼一词7世纪开始出现，主要用于表现高僧参拜外国的佛教圣迹，几乎看不到平民的身影。9世纪以后，普通民众的巡礼活动逐渐频繁。石经中的巡礼并非一般词汇，而是指一种参拜远离日常生活的佛教胜地的非常移动。此外，巡礼和会昌灭佛亦有一定关联。

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精彩讲演结束之后，在场师生与气贺泽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本次活动系姜望来副教授主持的我校青年学者学术团队“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凝聚、族群融合与信仰变迁”系列学术讲座之一。